先前曾听说清末豪富盛宣怀之“愚斋”藏书，身后一部分散于日本，后来入了天理图书馆。八十年代中期，该馆曾将其若干精品汇编成《天理图书馆善本丛刊》（汉籍之部）十二卷刊出，煌煌可观。如卷二之《赵志集》，一说是中国唐代写本，一说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写本。但无论归属于何种，时间界定大致在公元十世纪则是无疑的。《赵志集》所著录之作品，不啻《全唐诗》未收，就是后来的《全唐诗逸》中亦未能补入，这是一部在中国已经亡逸的唐代诗歌卷子。就天理图书馆的全部收藏而言，《善本丛刊》则未能全部收录。例如已被认定为“日本国宝”的宋刊本《刘梦得文集》和《欧阳文忠公集》等，皆因篇幅过大而未能刊行。
我着意于天理藏书久矣，却总不得其门而入。这是因为有一个长期不能释怀的疑问——即这个天理图书馆，究竟是天理市的图书馆呢，还是天理大学的图书馆呢，抑或还是天理教的图书馆呢？此问请教多位日本教授，答案各异，一时竟不知道到哪儿去联系。我的朋友?田正雄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便邀约了中国戏剧文学研究家岩城秀夫先生、中国哲学宗教研究家鹈饲光昌法师和我，在一个和煦的冬日，一行四人开始了天理访书行。
我们由京都出发，乘“近畿铁道”天理线特急，约两个小时到了天理市。它是位于奈良县中部一个独特的宗教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大部分都信仰“天理教”——这是一个起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独立的日本神道教派。以前，我曾在京都最热闹的街区，看到过身穿玄色法衣的天理教徒，他们手擎宣传教理的木牌，上书“人是最宝贵的”，向行人布教。天理市是“天理教”的教徒聚居之所，故以“天理”教名以命市。天理教本部设在该市，据说，它实际上控制着这个城市的议会与政府。
我们出得车站，广场宽阔而肃穆，在阳光下给人以庄重之感。从车站乘计程车去天理图书馆，道路整齐而干净，似无纤尘之染。路上行人大都着玄色法衣，胸前白圈中大书“天理教”三字，背后则书所属支部名，其服饰与中国清代兵勇制服甚似。天理教崇尚节俭，故市内除指定地区外，一路上不见酒吧舞厅，甚至连歇脚的咖啡店也不易找到，教会把资金主要用在了宗教活动与文化事业上了。天理图书馆和天理大学，便是天理教的两大文化设施。这里顺便说一句，日本的诸大宗教，皆着意在高层次上培养神职人员或亲近本宗的世俗研究者，所以，凡有实力的宗教派系教团，常常有自己的大学。例如国际基督教大学、佛教大学、花园大学、龙谷大学、创价大学等。我自己也曾在天主教的一所教会大学（宫城女子学院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天理教当然也就有了天理大学。天理大学把天理图书馆视为大学的图书馆，但事实上天理图书馆是天理教本部开设的图书馆，并不是大学的附属机构，这与其他的大学非常的不同。由于天理教是天理市政治、文化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总代表，它的图书馆，当然也就是天理市的图书馆了。至此，我前面提到的疑问总算有了答案，原来矗立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座欧式与和式风格兼备的建筑物，它既是天理大学的，又是天理市的，当然也是天理教的文化设施。
蒙天理大学樽本照和教授和天理图书馆金子和正教授的鼎力襄助，我们才有幸进入图书馆的内部，亲眼看到了那些远藏异国他乡的珍贵汉籍。我们先是在天理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的一间朴实整洁的会客室中，由樽本照和教授为我们作了简短的介绍之后，便引领我们到了咫尺之遥的图书馆——这是一座内储“日本国宝”、“日本重要文化财”、“日本重要美术财”的宝库，其外观看似平淡而室内却气势恢弘。天理图书馆距今有六十余年的历史，它大宗地收藏图书是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十数年间。当时，战败后的日本，百业俱废，财力匮乏，许多汉籍古版流浪街头，其中不少便在此时流入了美国。天理教则以其独特的宗教活动，积聚了充裕的资金。1956年其教主七十周年祭时，计划经费达四十亿日圆，在宗教界显示了雄厚的财力。在此背景之下，天理图书馆在社会上广泛收集文献典籍，大力拓展其文化建设。四十年代末，京都市堀川“古义堂”藏书归于天理，这是日本江户时代汉学界中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及其传人伊藤东涯父子的特藏，共计5，500余种，其中，中国古刊本135种，凡2，370余册。后来被日本文化财审定委员会认定的“日本国宝”《欧阳文忠公集》即在其内。1953年，天理图书馆以巨资收购了中国清末政治家与实业家盛宣怀的“愚斋”旧藏236种，凡1，367册。传说盛宣怀在治事的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据盛宣怀自撰的《愚斋存稿并东游日记》的记载，光绪三十八年（1908年），在他赴日本治病期间，曾选购流寓于东瀛的汉籍数百部，归于“愚斋”。不意五十年后，这批汉籍竟再次回流东洋，令人唏嘘不已！这次在天理馆内随手检得明刊本《程氏墨苑》、《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和《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皆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印，即是盛宣怀的旧藏了。此外，该馆还收集到了四位日本中国学界重要的学者的部分汉籍特藏。其中，盐谷温博士的中国古戏曲小说文献625种，凡4，407册；吉川幸次郎博士的中国戏曲小说文献375种，凡1，690册（吉川氏的大宗旧藏，现已归神户市立图书馆）；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文献，包括满文文书凡3，000种；服部宇之吉博士的经部礼类旧藏。大约在此先后，天理图书馆通过有关的门道，购得中国地方志文献1，376种，凡17，024册。天理图书馆的汉籍特藏，如果从版本的角度考察，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善本中，有宋刊本39种，金刊本1种，元刊本40种，明刊本366种。在日本宗教界的汉籍保存史上，这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壮观了。
金子和正教授为我们这次访书，专门在馆内布置了一间“特展室”，把镇库之宝，包括国宝、重要文化财，还有张大千亲笔等放置于此，供我们细细地研赏，其诚意实在令人感动。天理的汉籍特藏中有宋刊《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共十二册。卷中宋讳止于“构”字，则大致为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的刊本。1913年，董康在日本曾将此《文集》制成复本，后收录于《四部丛刊》第五辑中，故本文不再赘言。所可道者，该《文集》原系日本京都建仁寺旧藏。该寺之开山千光国师荣西和尚曾在中国宋朝留学，此《文集》是由大和尚本人直接从中国带归，并非经商贾或他人数易其手。日本战国时代足利义满曾在寺中研读此《文集》，今卷三十有爵形朱印“天山”印记，即为足利义满的读书印钤。
欧阳修为宋代文学大家，著作浩繁。其诗文身后由其子欧阳发等于宋熙宁五年（1072年）汇编成集，然世无刊本。迨至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同郡人孙谦益等对《文集》再加校正，宋宁宗庆元元年至二年（1195－1196年）间覆校之后，便有周必大刻本一百五十三卷行世。然传世至今，国内已无全本。现今国家图书馆存周必大刊本一种，可惜残缺十卷，由明人写本配补。此外尚有宋刊本两种，一种存一百四十三卷，一种仅存四卷。天理图书馆所藏此周必大刊《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并《附录》五卷，由刻工姓名如方正、言人、上官通、葛小七、葛正之、李景山、何念乙等推勘，可以断为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刊本，出自浙江吉州。大字洵美，刻刊精当，我国学术界人士曾寓目者为数寥寥。是书虽不能言其为欧阳修文集的最初刊本，但是仍然可以言其为绍熙－庆元年间校定后的一个较早的全本，为世上独一无二之宋刻全本了。此本行款为纵28cm，横18，3cm，内叶每半页有界十行，行十六字，界内纵20，5cm，横14，5cm。有注双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部有字数，下部有刻工姓名。卷中有“金泽文库”第一号墨印，确系中世时代称名寺文库之特藏。其后，从金泽文库流散于世，后归江户时代京都大儒伊藤仁斋家古义堂。卷中及卷末，皆有伊藤家“读书记”与“识文”等文字。《集》中有三十五叶系伊藤仁斋后人伊藤长坚写补，第三十九册有手识文曰：“明和八年（1771年）辛卯三月十七日读了”等等。卷中有“广昌始□荷氏子子孙孙其永宝用”等印记。1952年此书被确认为“日本国宝”。
作为宋代人撰写的著作又在宋代刻刊的本子，天理图书馆还藏有如黄庭坚撰《豫章黄先生文集》、苏轼撰王十朋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魏了翁撰《毛诗要义》、章炳文编撰《搜神秘览》、罗烨编撰《新编醉翁谈录》、赞宁撰《明州阿育王山如来舍利宝塔传并护塔灵鳗菩萨传》，并宋太宗《御制逍遥游》及宋人编《圣宋千家名贤表启翰墨大全》等数种。其中，《豫章黄先生文集》、《搜神秘览》与《新编醉翁谈录》三种，已经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豫章黄先生文集》系一残卷，今存《文集》十六卷并《外集》六卷，为南宋孝宗年间刊本。卷中有“虞山毛晋”、“?樵杨敦厚重威章”、“汪士锺藏”、“汪振勋印”、“双?楼考藏宋本”等印记，卷末有清人黄丕烈题识。《搜神秘览》三卷，为南宋光宗时刊本，《目录》后有“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牌子。此书系1241年日本禅宗史上著名的僧人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圆尔辩圆从中国归国时赍带东来。1353年大道一以编撰《普门院经纶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著录此本。此书现为海内外孤本，已编入黎氏《古逸丛书》中。《新编醉翁谈录》十集二十卷，世上传本稀少。本书仅见于明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所引。1941年是书原藏主人日本伊达家曾复制公刊，世人始知此书之确存。1957年中国新华社上海分社据伊达家本再次翻印，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之一种公行于世。除此三种“日本重要文化财”之外，另有宋刊本《毛诗要义》二十卷，内有清同治四年（1865年）莫友芝题识曰“海内更无第二本，遂卓为宜稼堂数十宋椠之冠。”卷中又有“栋亭曹氏藏书”，不知此“曹氏”与曹雪芹族有何关系，亦颇有兴味。
如果不是纯粹从版本的立场上考察，而就其汉籍的内容而言，天理图书馆在中国古小说戏曲方面的文献典籍的收藏则极为丰富。如《西厢记》收明清刊本计有40余种，大都为盐谷温博士的旧藏。所藏《荔镜记戏文》，乃系闽南语言文学的重要的古代文献，为国际中国学界所知名。小说方面除上述《新编醉翁谈录》之外，元刊本《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明刊本《三遂平妖传》等十百种，为东亚通俗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宝库。其中《三遂平妖传》系明刊二十回本，据说世上仅存二部——一部今存天理图书馆，一部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天理图书馆藏本，原系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小说家泷泽马琴所有，今第四册末有泷泽马琴的亲笔墨书，其文行书，文曰：“读三遂平妖传题跋”。“《平妖传》一书，相传云元人罗贯中所手集……和汉好事者以旧刻本难得而为憾。清张无咎增补《平妖传引》曰：‘王缑山先生每称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堪与《水浒》颉颃。’”此手书全文一叶有半，每半叶七行。泷泽马琴是江户时代的著名的文学创作家，其作品多有受中国通俗文学影响者，如草双子（一种讲故事的小说体裁）《新编金瓶梅》，即从中国《金瓶梅词话》翻出。天理图书馆藏此本《三遂平妖传》，今第二回缺第十七叶一叶，实为无限的遗憾。日本学士院会员（院士）小川环树教授曾与我联络，意欲赴北大将此一缺叶补上。先生于八十年代中期访华时，特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在该馆阅读了北大藏明刊本《三遂平妖传》。
在天理图书馆的收藏中，有一类特藏虽然不是汉籍，但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这便是该馆有相当丰富的欧洲的中国学著作，尤以早期的著作称名于世，其中，有些著作即使在欧洲也已经难以寻觅了。如1585年刊于意大利罗马的西班牙奥古斯汀教会的传教师JuanGonzalezdeMendozza（门多萨）所编撰的《DELLHISTORIADELLACHINA》（中华帝国史）。此书可以称为欧洲中国学的始祖。它尽其所能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宗教、政治、社会和历史，称赞中国民族“是一个沉静和充满才智的民族。”此书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化史或东亚文明史，还是研究欧洲中国学或日本中国学，都是宝贵的文献。此外，该馆所藏的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比利时籍传教师PhilippeCouplet（柏应理）撰写的《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传），是第一次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全部翻译成拉丁文，也为《论语》欧文全译之始。书后附有“中国史年表”，从太古时代的伏羲起始，一直记事至他本人撰书时的公元1683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无论是对于东方的文明史，还是对于西方的文明史，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具有文化史意义的标记。基督教一贯坚持上帝创造历史说，而此书则明言在上帝创史之前的太古时代，中国的伏羲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历史；况且此说是由一位由西方教会派遣到东方来“转播”上帝意旨的传教师所提出，它展示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它内具的世界观）与中国的非神学文化在撞击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化特征，同时，它事实上也已经多少预示了欧洲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以理性的呐喊对神学进行革命的时代快要到来了。
天理图书馆以其丰厚的收藏，展示了它在文化史上的贵重价值。当我们返回京都后不久，便接到金子和正教授热情洋溢的信函，邀我再次去天理访书，并做“访书谈”，随信寄来了许多宝贵的书影，令人展读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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